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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口號”與協商民主制度
日期:2019年02月15日 作者:葛 孜

  

  【摘要】“五一口號”的意義十分重大,它找到了協商建國的民主形式,創造了協商民主這種新型的人民民主。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熱烈響應,由此走上了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道路。“五一口號”的發布,成為中國政黨制度和人民民主政治發展的開端,開啟了我國協商民主的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協商民主”“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概念,對“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進行了規劃和部署,表明中國共產黨對人民民主的理論與實踐有了更加成熟的認識和把握;把有序參與、平等議事、民主監督、凝聚共識、科學決策、協調各方、和諧發展融為一體,表明中國的協商民主正從國家政治制度層面逐步拓展到社會各領域,必將對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發展產生戰略作用和影響。

  【關鍵詞】 五一口號 社會主義  協商民主  多黨合作

  1948年4月30日,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五一口號”催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誕生。新中國成立后的建設實踐,為協商民主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實行,就是黨派之間實行協商民主的一種制度安排,為新中國成立后多黨合作的有效運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及其他社會力量從“從聯合革命”到“協商建國”再到“合作治國”,和衷共濟,團結奮斗,充分體現了協商民主主題地位平等;加強了國家法制建設、經濟、軍事和外交事務的協商,充分體現了協商民主領域廣泛深入;在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雙周座談會、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及黨外人士協商座談會議上,參政議政,協商共事,充分體現了協商民主形式豐富多樣。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70年來“五一口號”激勵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為實現中國和中華民族解放、發展偉大事業做出了積極貢獻,新時代我們更要繼續傳承和發揚“五一口號”的精神力量,繼續堅持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的優良傳統,牢記使命、砥礪前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斗。 

  一、“五一口號”與協商民主

  1、“五一口號”的背景與提出

  1948年上半年,抗日戰爭勝利時中國所面臨的“兩種命運、兩種前途”已涇渭分明:國民黨的戰事已是強弩之末,蔣介石一意孤行的獨裁、專制統治行將被推翻;共產黨歷來倡導和致力于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新政權,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迅猛推進而提上議事日程;國民黨策劃和制造的“較場口慘案”、“下關慘案”、“李聞慘案”等一系列慘案,使民主黨派一些人士從“第三條道路”的幻夢中清醒過來,同共產黨團結合作,一起推翻國民黨獨裁政權,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成為各民主黨派的共同愿望和自覺選擇。

  1948 年 4 月 30 日 新中國的黎明即將降臨之際,中共中央發布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23 條,祝賀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鼓舞全國人們團結起來準備迎接新中國的誕生,提出了聯合“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偉大號召。在中國革命勝利在望的關鍵時刻,中共中央提出聯合各民主黨派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充分體現了中國共黨人的闊大胸襟與氣度。受此感召與鼓舞,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群起響應。李濟深、沈鈞儒、何香、馬敘倫、王紹鏊、陳其尤、彭澤民、李章達、蔡廷鍇、譚平山、郭沫若等民主人士聯名致電毛澤東,響應中共“五一”號召,擁護召開新政協。他們還向國內各報館、各團體及全國同胞發出《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通電》。各民主團體以香港為中心,為新政協的召開積極籌備,獻計獻策。

  2、協商民主的概念與意義

  協商民主指的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基于權利和理性,在一種由民主憲法規范的權力相互制約的政治共同體中,通過對話、討論、辯論等過程,形成合法決策的民主形式。其含義有三:①作為政府形式的協商民主。②作為決策形式的協商民主。③作為治理形式的協商民主。

  協商民主恢復了傳統政治理念和實踐中對于公民美德、理性思考和合法決策的重視,在現實政治實踐中具有超越既有政治模式的意義。它有利于改善立法和決策的質量;有利于培養公民精神;有利于矯正自由民主(選舉民主)的不足;有利于制約行政權的膨脹;有利于更充分發揮理性的作用。協商民主的實質,就是要實現和推進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把協商民主與選舉(票決)民主結合起來的過程中,始終要體現“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這一現代民主精神,并把它作為民主和法治的重要內容,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要求、解決利益矛盾,共同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二、“五一口號”與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

  1.“五一口號”促進了多黨合作政治局面的發展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了經毛澤東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的口號》共23條,其中第五條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五一口號”發布后,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海外華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5月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致公黨、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國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代表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共12人發表聯合聲明,并致電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盛贊“五一口號”。至此,多黨合作的政治局面得到了健康、有序的發展。  

  2、“五一口號”發布奠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政治格局

  “五一口號”發布催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誕生。歷史雄辯地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歷史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由中國特殊的國情所決定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從經濟關系上,從階級關系上,從政黨關系上,決定了中國社會所有制形式多樣性,社會結構的多樣性和社會生活方式的多樣性,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的多樣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恰恰適應了中國社會這種“一主多從”狀況的要求,也是中國社會必須實行這種制度的根本原因。

  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主張和偉大創造。在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實現兩次國共合作。在政黨與政權關系上,毛澤東強調指出:“既不贊成別的黨派一黨專政,也不主張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而主張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聯合專政,這即統一戰線政權。”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己確定了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正是在這些思想指導下,新中國所建立的政權就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權。

  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也反映了各民主黨派和廣大無黨派人士的共同愿望。各民主黨派從成立的時候起,就同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關系,并在斗爭實踐中發展了這種關系。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通力合作,互相配合,為爭取和平而共同奮斗,并在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和內戰中形成了一種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合作關系,因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植根于中國大地上,適應中國國情的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五一口號”的發布,對于影響深遠的中國政黨政治格局的形成,有看奠基性的作用。

  三、“五一口號”與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發展

  1、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概念和特征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同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相聯系,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體相并存的一項國家民主制度;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通過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等渠道,就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在全社會開展廣泛協商的重要民主形式;是在政治領域體現黨的群眾路線,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推進科學民主決策,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工作機制。

  我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根植于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土壤,發端于底蘊深厚的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依靠于中國共產黨堅強有力的領導,架構于中國現行的政治制度平臺,凸顯出豐富的民主實踐經驗,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生動地呈現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它的本質是人民民主,主旨是和諧共存,目標是協同共治,重要渠道是人民政協。它有助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助于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有助于開拓人民政協事業新局面,有助于促進人類政治文明的進步發展,有助于推進社會主義憲政建設,有助于制衡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膨脹,推進法治政府、責任政府、服務型政府、透明政府和廉潔政府建設,有助于促進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促進基層民主的深度和廣度,有助于公民社會的健康發展,有助于在實踐中形成健康民主社會所需要的政治文化,形成一種寬容、理解、對話、傾聽和理性的民主氛圍。

  2、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歷史發展

  中國共產黨在探索協商民主的長期歷史實踐過程中不斷賦予協商民主新的內涵。早在新民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把協商民主廣泛的運用到科學決策、統一戰線、群眾路線的實踐之中,1948年各民主黨派積極響應中共發布的“五一口號”,應邀到解放區積極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協商建立新中國。此后,依托于人大的選舉民主和依托于政協的協商民主實現了相互結合,使協商民主制度完美地鑲嵌到中國民主制度之中。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領導的協商民主上升到國家層面并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在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鞏固新生人民政權、推動社會改革和建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協商民主擁有組織形式和組織機構。1949年9月21—30日,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我國正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協商民主在國家層面運行有了組織機構和制度平臺,開始走上制度化軌道。協商民主成為中國兩種民主形式之一。隨著改革開放深入,中國共產黨把我國協商民主拓展到公民社會,提出了公民協商的理論。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把中共同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八字方針發展為十六字方針,為黨際協商民主的創新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頒發的《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使黨際協商民主進入規范化、制度化軌道。1993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寫入憲法,標志黨際協商民主得到了國家根本大法的認可和保障。2005年2月,中共中央頒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成為新世紀新階段指導黨際協商民主發展的綱領性文件。政協協商民主走上規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軌道。1995年,中共中央批轉《政協全國委員會關于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規定》,政協協商民主進入規范化、制度化、程序化軌道。我國于2000年頒布實施的《立法法》對立法協商做出了有關規定。2005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個人所得稅法修改過程中,成功舉行全國人大歷史上首次立法聽證會。這在立法協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2006年2月,《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以黨的正式文件的形式,確認了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重要形式的觀點。2007年11月,《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第一次在國家層面確認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的科學概念。2012年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的《中共政協全國委員會黨組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貫徹落實情況的報告》,第一次在黨的文件里確認“協商民主”的科學概念。

  3、新時代下“五一口號”與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拓展與深化 

  在我國協商民主理論探討和實踐操作中,平等、參與、協商、公開、多數、理性等協商民主的精髓得到了發揚和傳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優勢。  

  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確認協商民主概念。報告指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協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機制,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通過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等渠道,就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廣泛協商,廣納群言,廣集民智,增進共識,增強合力在這里,報告將國家政權機關(即立法、行政、司法機關)也列為協商民主的渠道。

  “五一口號”的核心要義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協商民主的重要政治基礎,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最大特征。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地域廣闊、社會差異性比較突出的發展中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必須堅持在歷史中形成的、由人民選擇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協商民主無論是其組織體系還是程序過程,都必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把協商作為基本的途徑,讓盡可能多的公眾對國家的大政方針和地方重要事務以及群眾生活等重要問題進行討論協商,協調各方面利益,以求取得共識。

  “五一口號”倡導的是多黨合作、共商國事精神。在我國的協商民主實踐中,參與協商的主體囊括了來自各個階層、各類政治活動主體的力量,平等協商,求同存異。民主黨派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與中國共產黨同為政治協商的主體,既堅持基本共識又保持各自特色,既團結合作又互相監督,政治利益一致,法律地位平等。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引導和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尊重多數人的共同意愿,照顧少數人的合理要求,各種利益訴求和愿望得到充分表達。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統一戰線是黨的事業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必須長期堅持。要高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牢牢把握大團結大聯合的主題,堅持一致性和多樣性統一,找到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

  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提出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基本形式。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現狀表明,以人民代表大會為主要標志的、人民所擁有的選舉、投票權利,始終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最根本的體現。協商民主體現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的擴大,實現了人民權利的行使和人權的保障。我國的協商民主具有豐富的資源和制度的保障,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常常以相互結合、相互滲透、相互交織的方式,融合在國家政治生活、城市公共政策、社會生活等層面的民主政治的現實操作之中。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協商民主的現實政治制度基礎。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推進器。我國協商民主的基本實現形式——政治協商,在實踐中形成了特定的內涵和規定性。人民政協在協商中誕生,在協商中發展,是我國各黨派團體、各族各界人士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通過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在實施基本治國和執政方略、統合各種政治力量、進行政治整合等方面發揮重大作用。

  新時代對多黨合作和民主協商制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各參政黨必須緊密圍繞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新目標、新任務,深刻把握新時代的新特點和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新期盼,積極探索創新服務大局的工作思路和重點,充分發揮各黨派聯系界別優勢,認真履行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職能,特別是貫徹新發展理念,圍繞助力健康中國戰略實施、助推美麗中國建設、助力脫貧攻堅、促進社會和諧獻計出力,在新時代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

  各民主黨派必須深刻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始終不渝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深刻認識黨和國家事業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和偉大成就,深刻認識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戰略,不斷增強“四個自信”和“四個意識”,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共同理想信念、共同前進方向、共同奮斗目標,提高政治把握能力,自覺同黨中央保持一致,堅持好、完善好、發展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2018年是“五一口號”提出70周年,回顧歷史,70年來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風雨同舟、唇齒相依、肝膽相照、砥礪前行,將百年前積貧積弱的中華民族,建設成為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大幅增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展望未來,黨的十九大向全世界宣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實踐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我們必須將“五一口號”所承載的精神財富和寶貴經驗傳承下去,以黨的十九大精神特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進一步推動多黨合作事業蓬勃發展,鞏固和壯大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在新時代更好發揮民主黨派參政議政職能,創造多黨合作事業的新局面,讓中國特色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參考文獻:

  1、中共發布“五一口號”的重大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2013-08-01,沈建玲

  2、《協商民主》,高建、佟德志

  3、《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文稿》,李昌鑒

  4、《協商民主研究叢書》,俞可平、葉明

  3、黨的十九大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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